王涯已经七十多岁，年迈的宰相，根本没有参与诛杀宦官的谋划，依旧被严刑拷打，被迫承认谋反。之后，李训、王涯、贾餗、舒元舆一众大臣，全部被押赴长安闹市斩首，亲属大多连坐处死。
血腥屠杀过后，朝堂之上几乎已经没有敢于对抗宦官的大臣。曾经雄心勃勃想要肃清宦祸的唐文宗，彻底沦为仇士良手中的傀儡。
事变结束之后，仇士良加官特进、右骁卫大将军，大大小小的朝政，大多由仇士良决断。每次上朝，仇士良立于一侧，言语咄咄逼人，当众列举宰相大臣的所谓罪状。唐文宗只能沉默，不敢有半句反驳。
事后文宗曾经私下和身边的人诉苦，说自己如今受制于家奴，连周赧王、汉献帝这样历史上着名的亡国之君都比不上。周赧王、汉献帝受制于外姓诸侯，而自己被自家的宦官禁锢，连一点自主的余地都没有。满朝文武听闻皇帝这番话，无不黯然神伤，却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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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即便已经大权在握，仇士良依旧没有高枕无忧。朝堂上依旧还有有风骨的大臣不肯屈服。新上任宰相李石，为人刚正，处理政务坚守法度，不肯屈从宦官的压力。朝堂议事，多次在公开场合驳斥仇士良的诉求。仇士良争辩不过，内心对李石恨之入骨。
仇士良不愿意在朝堂公开杀害宰相，便派出刺客，在李石上朝的路上行刺。刺客挥刀砍伤李石，所幸坐骑受惊狂奔，李石侥幸捡回性命，但也身受重创。经历刺杀之后，李石清楚留在长安迟早难逃一死，反复上书坚决请求辞去宰相职位，请求外放地方。文宗明明知道是仇士良下的黑手，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宰相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李石离开京城。
宰相尚且遭遇刺杀，其余官员更是人人自危。长安城之中，官员每天上朝，出门之前都要和家人含泪告别，不知道今日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中。
就在朝堂百官噤若寒蝉的时候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，向朝廷递上一道振聋发聩的奏疏。刘从谏手握藩镇重兵，远在地方，并不畏惧仇士良。他在奏折中直言，王涯等一众老臣，饱读诗书，身居高位，根本没有谋反的动机。如今已经身死，还要被扣上逆贼的污名，如果朝廷不为他们洗刷冤屈，天下忠义之士，从此都会避祸远离朝堂，再也不会愿意为朝廷尽心效力。
藩镇节度使公开为被杀宰相鸣冤，这给了仇士良极大的压力。刘从谏手握重兵，远在河东，神策军无法直接去讨伐他。仇士良内心忌惮刘从谏，不得不稍稍收敛自己的气焰，杀戮才有所放缓。
但这并不代表皇权得到恢复。刘从谏可以施加外部压力，却不可能带兵进入长安铲除宦官集团。长安城禁军依旧牢牢掌握在仇士良手里，皇宫依旧被宦官把控。
往后数年，开成年间，唐文宗就在这样的禁锢之中度日。他有心振作，却处处受制。想任用贤臣，宦官从中阻挠；想要推行政令，先要看仇士良的脸色。深宫之内，天子郁郁寡欢，身体一天天衰败下去。
甘露之变的血腥，深刻烙印在大唐的国运之上。经此一变，大唐朝堂元气大伤。大量治国文臣死于非命，朝廷的公信力遭到毁灭性打击。后世读史，每每读到甘露之变，都为之叹息。而这场事变最大的赢家仇士良，并非只是一个只会杀人的莽夫。他深谙权力游戏，懂得什么时候狠下杀手，什么时候适当退让，懂得分辨对手的强弱，懂得利用各方矛盾。
他很清楚，自己权力根基，来自神策军的兵权，来自对皇帝的控制。但他不能把皇帝彻底废掉。一旦皇帝消失，他就失去号令天下的名分。留着一个无力反抗的天子，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
他并不打算自己坐上皇位，宦官身份注定他不可能登临帝位。他追求的，是在皇权外壳之下，掌握实实在在的全部权力。
开成五年，长期抑郁的唐文宗重病垂危。文宗自知时日无多，留下遗诏，立兄长唐敬宗的儿子李成美为太子，托付宰相李珏、宦官刘弘逸，辅佐太子监国，准备在自己去世之后，由李成美继承大统。
这份遗诏，完全绕开仇士良。在文宗心中，绝不愿意看到仇士良借着新君继位继续把持朝政。
但遗诏能不能生效，并不取决于病重的皇帝，而取决于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。太子李成美，不是仇士良扶持起来的人。一旦李成美顺利登基，仇士良的权势必然会受到削弱。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局面。
文宗刚刚驾崩，皇宫之内权力真空。仇士良联合另一位大宦官鱼弘志，直接拒绝执行文宗遗诏。他们对外宣称，太子年纪尚幼，不适合担当天下大任。深夜调动神策军，闯进宫中，矫改皇帝诏书，废掉太子李成美，改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，也就是之后的唐武宗李炎。
颍王李瀍，是唐穆宗的儿子，唐文宗的弟弟。仇士良看中他，一方面是想要赚取拥立帝王的天大功劳，另一方面，在仇士良的印象里，颍王平日喜好宴游，看起来并不是锐意革新的强势君主，更容易掌控。
宰相李珏等人想要遵照先帝遗命，可皇宫禁军全部在仇士良手中，朝堂文武百官，见识过甘露之变的血色，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。一纸先帝遗诏，在刀兵面前，变得毫无分量。
就这样，李瀍被迎入宫中，在文宗灵柩之前继位，是为唐武宗。
为了彻底消除隐患，仇士良劝说刚刚登基的武宗，赐死废太子李成美，安王李溶，还有文宗的杨贤妃。二王一妃，全部殒命。《新唐书》就此留下一句流传千古的评价：“士良杀二王、一妃、四宰相，贪酷二十余年，亦有术自将，恩礼不衰云。”
杀二王、一妃、四位宰相，二十多年贪婪酷虐，却能够长久保有帝王恩宠。这句话，精准概括仇士良一生。
刚刚登上皇位的唐武宗，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。他的皇位，是仇士良强行送来的。如果公开和仇士良翻脸，自己很可能会落得和文宗一样，甚至更糟。可他内心十分厌恶宦官专权，绝不愿意做第二个被圈养的傀儡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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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宗选择一套十分高明的策略：表面之上，给予仇士良至高无上的尊荣。加封仇士良为骠骑大将军，晋封楚国公，赏赐无数金银财宝田地宅邸，朝堂之上公开给予极高礼遇，处处表现出对仇士良的敬重。
但是，实权上，武宗悄悄布局。他重用才干出众的李德裕，把李德裕召回朝廷担任宰相。武宗把朝廷行政大权交给李德裕，君臣二人秘密谋划，一点点压缩仇士良的权力空间。
仇士良能够察觉到，这位新皇帝，和之前的穆宗、敬宗、文宗都不一样。他看着皇帝礼遇自己，却同时重用李德裕，政令很多绕过宦官，直接由宰相府发布。仇士良感受到权力在一点点流失。
会昌二年，朝廷宣布削减神策军的赏赐。仇士良抓住这个机会，暗中鼓动神策军士兵，散布谣言，说宰相李德裕上书，要克扣神策军粮饷赏赐，挑动禁军的怒火，想要煽动士兵哗变，借兵变的压力，逼迫皇帝罢免李德裕，重新夺回朝堂主导权。
仇士良派人通知神策军各部，让士兵等候皇帝下达的赏赐诏令。一时间，神策军军营群情激愤，局势一触即发，长安城内人心惶惶。
面对危机，唐武宗没有慌乱。他直接下诏书，公开辟谣，明确告诉神策军将士，裁减赏赐是出自天子本人的意思，和宰相李德裕毫无关系，斥责谣言蛊惑军心。
皇帝直接出面，戳破仇士良的阴谋。神策军将士本就不愿贸然发动兵变，真相大白之后，躁动的军心迅速安定下来。仇士良策划的兵变，还没有爆发，就宣告失败。